我们曾经接触过这样两个癌症病人，他们同患胃癌，一起住进医院的同一病房。甲来自偏远农村，乙生活在城市。每天都有人来看望乙。家人说：家里没有你的事，你就安心养病吧；朋友说：你什么事也别想，一门心思治疗；单位来人说：你的那份工作有人代替了，你现在的工作就是疗养。甲的身边守着一个小男孩，他的老婆十天半个月才来一趟，送钱，送吃的穿的用的，同时向他“请示”：二茬地种什么？怎样播种？怎样上化肥？

　　三个月以后，乙在亲人悲天怆地哭声中离开了人世，甲却奇迹般地康复了。城里这位条件那么好，乡下那位条件这么差，为什么结果却是相反呢？原来，重病中的甲时时感觉到：我很重要——家人对自己的依赖，自己对家人的作用，因而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同病魔做斗争。乙却感觉到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其实已经不需要自己了，更不用说自己有多重要了，因此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渐渐消失了。

　　这里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治癌不仅是病人自己的事，还是他的家人、亲朋和整个社会的事。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，这个“总和”决定了他的命运，在他患难之时尤其是得了癌症之后，这个由家人、亲朋、同志等组成的社会关系的“总和”如何，无疑关系到他的康复与预后，就像上面甲、乙两个病人的命运一样。当然，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，家庭关系是最重要、最直接的关系。

　　我们在长期的治癌实践中认识到，凡是夫妻关系好，家庭和睦的病人，患癌后能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心情就好，康复得就快。

　　吉林省肺癌患者刘蕴茂的康复过程就证明这一结论。刘蕴茂来信说：
　　2000年４月26日，我被推进手术室，经过５个小时生与死的搏斗，医生从我的肺部切下６厘米×８厘米的肿瘤，病理诊断为低分化腺癌，也就是说我是高度恶性癌症患者，癌魔随时会夺走我的生命。经过这次手术，我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又重见光明，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：我要活着，面对现实、笑对人生、战胜癌魔，为了辛苦操劳大半生的爱人和心爱的女儿，为了全家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我一定要活着！

　　2000年12月开始用上蓄积释放法。口服祛癌散用蜂蜜调剂，一日三次还可以，最难忍受的是拔癌膏。拔癌膏是用陈醋调剂成膏状，贴在后脊椎，大约14厘米宽，刚开始的两天没有反应，后来经过咨询方知是用的醋不行，于是又重新换上了山西陈醋。这次用药的第二天，后背就发痒；第三天，只要是用药的地方就开始出红点；用药第四天，痒得几乎难以忍受；第五天，红点越来越大，有的像黄豆大小，与资料上所说一模一样，就这样，直到疼痛忍受不了，我就停止贴药。说也奇怪，即使是脓点，只要停止上药，也不感染。洗洗澡，休息两天，再贴，就这样上上停停，一个月下来，我觉得浑身有劲了，化疗后的虚弱逐渐没了，饭量也增了，人也精神了。于是我继续用药，一直坚持７个月。半年来，口服药和外用药我从没有间断过。化疗时头发掉得一根不剩，现在也全长出来了，而且乌黑发亮；用药前因无菌性肺炎引起的咳嗽，用药后也减轻了，脸色也好了，现在我已上班两年了。

　　话又说了回来，我能有今天，首先要感谢我的爱人，她是我坚强的后盾，无论是精神上，还是物质上她都把全身心的爱给了我。为了能呵护我、照顾好我，她丢下了她心爱的人事科长职务，离开了工作几十年的岗位，精心地照顾我。每天除了细心地调理我的饮食外，为让我生活得充实、不寂寞、心情好，每天陪我散步、聊天、打扑克，可以说是形影不离，还时常带我去海边旅游。尤其是我刚确诊时，当着我的面装做没事，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，头发也一时间白了许多。自从我有病，家里的一切重担都由她一个人承担，不时的我还向她发点火，而对于这一切她都忍了。

　　一年间，我身体逐渐地恢复，而我的爱人确实显得有些苍老，但庆幸的是我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。

　　我单位的领导及同志们自我患病后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尤其是在单位不景气的情况下，下岗职工又多，我们领导为能使我的心情愉快，给我准备一个环境好的工作岗位，创造极好的工作氛围，让我主管离退休职工工作，并告之养病第一，工作第二，没有工作时间限制，来去自由，只要心情好就行。领导这一精心的安排，让我感动不已。

　　我2000年10月份就开始上班了，至今从未因身体不适而耽误工作。2001年9月份，我还带领离休老干部到海边旅游；2002年８月去延边开会，我还登上了长白山的天池。

　　在爱人细心照顾下，还因为同时用了蓄积释放法，我的病情大有好转，由每天爱人送我上班到我自己坐车上班，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。

　　2001年7月份，我的爱人重新回到阔别一年的工作岗位，我的女儿200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中学，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现在我们三口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一定成绩。2002年我又评上高级工程师，爱人也提职当上了副厂长，女儿的论文也被编进国家级论文《中华园丁论文集》，在电教竞赛中，荣获省、市、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可以说我们家现在是非常的幸福。我们也经常回我爱人老家葫芦岛玩几天，享受一下大海给我带来的心胸开阔。现在，我们家想吃点什么，家里做不了的，就去饭店吃一顿。

　　2002年夏天，为了让我生活的更舒适，爱人把我们的家重新装修一遍，把原来家里的家俱全部扔掉，意思是把旧的东西及我的病统统扔掉。看到焕然一新的房子，每天我一回到家感到由衷的温馨。即使是装修这么繁重的活都是我爱人一手操办的，她是怕我累着、呛着，装修期间不让我在家。我从内心感谢我的爱人，一千次、一万次的感谢也表达不了我的感激之情。我想这就是我们二十几年的爱情，是爱给了我生活的勇气，战胜癌魔，也是爱给了我生命的延续。

　　在这里我不仅要感谢蓄积释放法，同时我还要感谢我和我爱人双方领导、同志们，特别是在我术后每天都24小时守候我的铁哥们，感谢亲戚、朋友、爱人、女儿，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　　重庆市肺癌患者陈贤隆对此也有同感。讲起治疗过程有说不完的话。

　　1999年４月23日，天色昏暗，这天，根据体检报告，我作为肺癌疑患住进医院，５月６日手术切除，病理检查：中分化腺癌，这一结论如五雷轰顶。肺癌，多么可怕的魔鬼，我所知的多个肺癌患者都在一两年内相继离开人世，如今它居然又与我相伴，这意味着我生命的里程可能不多了，这许多年我自觉身体很好，一直都在兢兢业业从事教学工作，生命之舟，正在扬帆远航，如今却突然坠入万丈深渊，我好难受，我舍不得我所热爱的教学工作，更舍不得我的妻子和孩子，我爱他们，他们也很爱我。当我生病以后，妻子彻夜不眠，为了侍候我，陪伴我，她辞去了口腔医院的工作，还雇了保姆操持家务，儿子得到消息后，痛哭一场，从医的儿媳专门请假，千里迢迢从上海飞来重庆为我护理，女儿正忙着博士学位答辩，告一段落后也很快从上海来到身边，安慰鼓励我。单位领导、周围同志、朋友的安慰鼓励，特别是家人的亲切关怀，使我逐渐从痛苦中平静下来，我要设法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

　　1999年10月10日，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，从这天起，我彻底抛弃其他一切治疗方法，专心一意使用三合一自然疗法，除了坚持用药（贴拔癌膏口服祛癌散），我反复阅读《癌症康复指南》、《抗癌与生活》资料，专心致志研究和实践科学生活方式，注意调整心态，时时处处都保持乐观平静，努力克服自己性格上的缺陷，万一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我总是告诫自己：“心态平和，胜过补药”。或者强迫自己思考一些其他有兴趣的事情，平时注意生活有规律，按时作息，饮食上注意营养搭配，多吃新鲜蔬菜水果，多吃抗癌食品，定时定量，每天坚持适量运动。

　　就这样，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，食欲很好，睡眠状况大有改善，脸上也有了光泽，体力恢复得很好，到2000年6月，复查肿瘤标识物和免疫功能，除了反应免疫功能的ＳＯＤ一项为446偏低，其他指标全部正常。此后，每年一次全面体检，包括免疫功能和肿瘤标识物的检查，所有指标基本正常。

　　生病以前，我比较容易感冒，常患牙龈炎，这几年感冒次数明显减少，从未患过牙龈炎，有点花白的头发也有了几分光泽，同志们看到我的身体比以前还好，有的说，我的病恐怕是误诊了。

　　我很高兴，虽然走了一段弯路，但最终还是走上了光明之路，我对未来充满信心，我坚信，只要坚持不懈，一定能战胜病魔。

　　由于我的体力恢复很好，除了看书读报还可以从事日常家务，从2000年开始，妻子又继续回医院上班，老俩口又恢复了平静有序而又愉快的生活，单位组织的短期娱乐休闲活动如周末郊游、钓鱼等都少不了我们，孩子们也不必牵挂我的健康，可以安心工作，十天半月通个电话问寒问暖，每年春节我们老俩口都要到上海与孩子们团聚，到上海各处游览观光，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我好幸福！我有一个多好的家！

　　杜宇是一位脑瘤患者，他以《速效止痛拔癌膏和我的幸福家庭》为题，详细讲述幸福家庭在他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：

　　我是一位生活中的不幸者，但又是一位很幸福的人，不仅如此，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和睦而又美满的家庭成员。话说到此应该从头说起。
　　那是1996年４月16日的早晨，当我一阵头痛、恶心，突然晕厥、抽搐过去之后，家人方意识到我所谓的“神经性头痛”此时此刻的严重性，慌忙找车把我送进了驻地解放军150医院，经医方一再的技术鉴定（核磁共振），得出我患的是脑膜室管瘤，对此，全家人都吓呆了：昔日生龙活虎、体格健壮的汉子，怎么会得如此的怪病？！

　　爱人成天泪流满面地守在我的病床边，祈求着祷告着。此时此刻的我，更是不敢承认，也不敢相信和接受这一无情的事实：颅内第三脑室有一个３厘米×４厘米脑膜室管瘤体，颅内大量水肿，脑压很高，脑室对称性扩张，瘤体压迫视交感神经和小脑，因位置不佳，难以手术切除，建议伽玛刀治疗。

　　由于当时我们对肿瘤的病理原因和肿瘤的治疗知识一无所知，所以，对自己今后的治疗是茫然不知所措，进而除了被动性地接受医务治疗以外，其它的也只能是听之任之，听天由命了。在长达半年之久的住院治疗中，爱人不知白天黑夜地陪守着我，搀扶着我，她1.65米高的个头体重还不足90斤，随军只有五岁半的孩子，也不得不接回几千里之外的老家，由爷爷、奶奶照料，此时此景，真有点“妻离子散”的感觉！

　　在我出院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曾先后用过别人介绍的两种治肿瘤的药物，不是副作用大，就是疗效不明显，而且白花冤枉钱，几乎让我失去了继续治疗的信心。

　　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部队大院内一位李娣珍老人（退休医生），向我推荐了沈阳抗癌止痛研究所的治肿瘤妙方和求诊的办法，并说市里的几位老姐妹们，都是被救治过来的肿瘤患者。

　　自1998年7月开始使用“蓄法”治疗。在医嘱指导下，爱人每天坚持为我熬药、贴药，督促我按研究所为我拟定的治疗计划，进行科学的膳食调养。在接受治疗的同时，我细细品读了《中医药抗癌止痛新论》和《21世纪抗癌新学说——自然排毒免疫论》全书内容，对照、琢磨着我接受蓄积释放法治疗的切身体会，使我和爱人懂得了癌症不可怕，就怕盲诊误治而死于无知的道理。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战胜病魔的信心。

　　在随后继续治疗的过程中，每遇到不解和疑难，总是随时通话、写信咨询，研究所的多位专家、医师都不嫌厌烦，都准时地给予认真而又热情的答复，所方还经常性地来函寻访，随时调整治疗方案，根据不同的治疗康复情况，选择不同药物配伍（如抗癌复生胶囊、乐泰胶囊）等，求以最佳的康复效果；不定期地邮寄《抗癌与生活》和抗癌治肿瘤专题讲座光盘；牵线搭桥交流治疗体会，建立病友之间、研究所与病员之间的通信联系等；2002年秋，我荣幸地收到研究所为我专程发来信函和现金200元，我带上妻儿就地自办一次“回归大自然一日游”活动……，真是患者想做的所方都做了，患者没有想到的所方也替患者做到了！

　　俗话说：“祸不单行”，在我用蓄积释放法治疗的当年秋天，我爱人也因患“胆囊息肉”伴胆囊炎疼痛不已而住进了150医院，在她接受手术治疗的20天里，我就是靠着服用“祛癌散”来支撑自己的身体，昼夜陪医、伺候在爱人病床边的，熟悉我的医务人员，每当看到我们夫妻俩，如此极不平凡经历和相依相伴的场景，都饶有激兴地说：“你们俩真是同命运共患难的陪伴夫妻呀！”

　　黑龙江患者张秀兰之所以战胜癌魔，也是因为有一个幸福家庭做后盾，当然，也因为她选择了“蓄积释放法”。

　　张秀兰在来信中说：我的家是四口之家，丈夫和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大专毕业分配到哈尔滨市热电厂工作，二儿子在哈工大计算机专业读本科，两个儿子听话，懂事，孝顺，夫妻和睦，我们的生活是很幸福美满的，左邻右舍和同志们也都很羡慕。

　　不幸的是在2001年10月份，我发现右乳房有一肿物，到省医院检查说是乳腺癌，收住院进行手术治疗，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，考虑的问题也很多，考虑儿子、考虑丈夫……看到丈夫愁眉不展，见我还得强装笑颜，我的心很痛。

　　10月19日做了手术，经过病理诊断，确诊为浸润性导管癌，淋巴转移为５/７。由于自己对癌症不了解，这方面的书看得也少，所以心里非常地恐惧。医生对我说，这一年不能闲着，每个月都要做一次化疗，要连续做９个月才行，弄得我更是六神无主。

　　11月15日开始做放疗，11月20日开始做化疗，放疗８天，化疗５天，就坚持不住了，回家以后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全身无力，面色灰白，咽喉肿痛，口腔溃疡，全身浮肿，痔疮也犯了，便血、发高烧，体温在39℃～41℃之间，整天昏睡，家里人很是着急，把我拉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病，化验血常规，用显微镜竟查不到白细胞，马上转院，又住进了省医院。到省医院就进行抢救，又输血，又点滴……化验血常规白细胞才300，住了３天院高烧不退，后经血液病房的医生会诊研究又给我转到血液病房，经过十几天的治疗才出院，但是一直都处于贫血状态，白细胞、红细胞、白蛋白、血小板都很低。

　　2002年５月份，自我感觉还可以，准备到肿瘤医院进行化疗，结果检查各项指标还没有达标，白细胞3900，血色素9.5ｇ，血小板还是低，医生让住院治疗，升白细胞然后再进行化疗，因为我有上一次的经验教训，没有住院。

　　从肿瘤医院出来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了一个书摊，意外地发现了一本《癌症康复指南》，回家以后我仔细地阅读这本书，对我的教育和启发很大，使我对肿瘤有了一定的了解，精神上也轻松了很多，增强了战胜癌症的信心，后来又到哈尔滨市咨询处把我的病历传真过去，根据我的病情专家研究制定治疗计划。2002年５月17日我开始采用三合一自然疗法治疗。

　　根据书中的要求，我每天坚持晨练，为了能锻炼得更好，我参加了太极拳协会，认真地向拳友学习太极拳，太极剑，同志们在一起切磋剑法，有说有笑；晚上和同志们散步，心情更好了。在生活上尽快地改变不合理的生活习惯（我比较喜欢吃肉食），多吃一些绿色食品、水果……在精神上调理好心态，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治疗中产生的反应。蓄积释放法使用到１０天左右，难免受点皮肉之苦，只有这样才能拔出癌毒来，才能战胜癌症，换来家庭的幸福美满。这样一想也就锻炼了我的意志，坚定了信心。

　　今年２月份，我又到肿瘤医院进行复查，ＥＣＴ、ＣＡ－153化验，彩超，除脂肪肝之外，没有任何改变。我现在开始进行蓄积释放法第二阶段治疗，按着肿瘤专家临床实践，坚持打持久战。

　　自从我采用三合一自然疗法，精神上和生活上都有很大的改观，全家人都很高兴，大儿子能安心地上班，二儿子能安心地学习，而且考上了哈工大计算机的研究生，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大儿子的婚礼，丈夫的脸上也有了笑容，我们的家又恢复了以往的欢颜笑语！

　　贵州省患者骆芳）的治疗经过也证明了这个道理。她在来信中说：
　　如果没有三合一自然疗法，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家庭。

　　1998年底，丈夫知道我得的病是癌症。尤其是我手术、化疗一周后，身体状况很糟，拉肚子，脾、胃功能极差，每天只喝米汤或稀粥，其它食品一律无法进食，人严重消瘦，头发几乎脱光，白血球降至2400，痊愈的肝囊肿复发，结石性的胆囊炎发作……生活要别人护理。我单位的人议论：“骆老师病得不像人样，可能够呛！”我新婚的儿子和儿媳送我到贵阳治疗时哭一路！我老伴既恐惧、忧伤，又失望……平时生活都是我安排，他连做饭、炒菜都不会。我不在家他总是对付，我活不了，他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，更谈不上有幸福，甚至……

　　当我家庭幸福受到严重威胁时，当我投医无望时（无法再化疗），我丈夫从一个癌症患者处借到一本《癌症康复指南》和几份《抗癌与生活》（报纸），我总算找到救星——“三合一自然疗法”。

　　我从1999年３月２日开始用沈阳抗癌止痛研究所的中药治疗，内服祛癌散和抗癌复生胶囊，外敷拔癌膏，又按《癌症康复指南》中的指导，合理饮食，科学锻炼，调控心理情绪等等，即三合一自然疗法。收到实实在在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挽救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家庭。

　　我用药10天后食量增加，大便恢复正常，睡眠好转，其他方面也逐步好转，研究所中药从病人整体考虑，进行全面调理。如拔癌膏不单贴肿瘤处，还贴脊柱及两侧五脏六腑俞，把各脏器癌毒拔出，杜绝癌细胞繁殖，提高抗癌功效。服用祛癌散及抗癌复生胶囊，有补有泄，扶正祛邪，调整阴阳，照顾全身。

　　饮食方面，改变以往的生活习惯，多食五谷杂粮，注意多种蔬菜搭配。多食抗癌食品，特别是天天吃一些全营养种子粉，食用没有添加剂的天然食品，力争少进毒，多排毒等等。

　　持之以恒的科学锻炼很重要，我每天定时静坐、散步、到树林中打太极拳，做深呼吸等。保持良好的心态最关键。看淡人世间的一切，断除一切烦恼，放大心量，拓宽思路，对人对事都多想有利的方面，才能保持良好心态。一切顺乎自然，多为别人做好事，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。

　　一年时间过去后，我当了奶奶，有个漂亮、可爱、机灵的小孙女，我不但买菜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还跑上跑下帮助儿媳操持做月子的事务。至今四年过去，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庭，我老俩口每天的任务是锻炼身体，逍遥自在，力争延年益寿。过年过节和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，欢乐幸福。

　　反之，家庭关系紧张，夫妻不和的病人，治病就费劲，康复得也慢，有的甚至恶化、死亡。

　　因此治癌不能把病人与家庭割裂开来，只注重病人，而不顾及他的家庭、亲友，这样治疗的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。患者的来信证明了我们的观点。

　　我们注意到，每一个成功战胜癌症病人的身后，都站立着一个或一群他的家庭成员。

　　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，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观点，即治癌成功与否，还取决于他的家庭关系，或者说，评价治癌效果如何，还应该加上家庭幸福这一指标。在世界范围内，我们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。

　　回顾过去，早在1996年，我们就对癌症疗效评价体系进行了思考与变革。传统的癌症疗效评价体系一味着眼于瘤体消失与否，缩小与否。事实证明，这种认识是片面的。病人生存质量如何，能否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吃得下，睡得着，能玩能工作，亦即是否“活得好”的问题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只要想想那些上化疗、放疗的病人，虽然肿瘤可能缩小了，但是吃不下，睡不着，遭够了罪，生不如死的生存状态，就知道“活得好”的问题确实应列入肿瘤疗效评价体系。因此我们在八年前就创造性地提出，把生存质量列入该评价体系。如今，这一理念已被中、西医界广泛接受。详情可参阅我们的另一著作《中医药抗癌止痛新论》。

　　时代在发展，我们的认识在提高。现在，在上面认识的基础上，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，新的观点，这就是在癌症疗效评价体系中还要加入家庭幸福这一指标。这样，瘤体大小，生存质量，家庭幸福三位一体的肿瘤疗效评价体系就更完整、更全面，也更符合时代潮流了。

　　去年，我们曾在癌症患者中进行一次“幸福家庭杯”问卷调查，就治癌疗效与夫妻合睦，家庭幸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。结果表明，凡是疗效好的，都有一个幸福合睦的家庭；凡是治癌成功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或一群家庭成员在支持着他，维系着他。可见家庭幸福对癌患是何等的重要。这也用事实证明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