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患者向我们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位同病房患友的故事。

　　成都某银行的一位干部，男性，35岁，身体一向健康。1998年的一次例行全身体检时查出了肝癌。当时他本人都不相信：我这身体倍儿棒，怎么会得肝癌呢？然而诊断是无情的。接下来是住院（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），与讲故事的患者邻床。刚入院时还有说有笑，能玩牌。上了化疗后，第三天就卧床不起，以后一天不如一天，正好半个月“走人”了。整个过程从自己步行入院到“横着抬出去”，同病房患友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大家想一想：尽管他得的是肝癌，尽管肝癌号称“癌中之王”，但该患者年轻，且无任何症状，若不用药物化疗，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在半个月内死掉。专家曾经统计200例肝癌患者，确诊后不用任何治疗，平均存活4.9个月，最长者20个月。以该患年轻且无任何症状而言，他不用药总该可以活过4.9个月的平均生存期吧。那么导致他在半个月内死去的原因何在呢？恐怕只能归于化疗，换句话说不用化疗他不致于送命，至少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送命。

　　另外，发行量颇大的《知音》杂志（2000年１期下半月版）刊载的一篇文章——“法庭来客：晚期癌症患者‘死’去又活来”，介绍一位患者被误诊为癌症，院方采用放、化疗导致他“游走于地狱之中”，险些丧命的离奇经历，可以作为放、化疗严重毒副作用的又一典型例证。
　　1996年12月，合肥市水利局干部李东进因为咽喉肿痛，颈部隆起包块到安徽某医科大学附院就医，通过临床与病理检查，被这家自称是“安徽省最权威的医院”诊断为“左扁桃体癌伴左颈转移”，病理报告为“低分化鳞癌”。从此，“身壮如牛”33岁的李东进在这家医院接受了“40余天的大剂量放、化疗治疗，而且，在整个治疗期间，放、化疗两种并用”。40多天的治疗中，李东进是个什么情形呢？

　　一周后，“口腔内开始出现溃烂，头发开始脱落”；半月后，“口中无唾液，辨不出酸甜苦辣和食物冷热”；20天后，“进食出现严重障碍，只能吞咽像稀饭一样的流质食物”。两疗程后“全身奇痒，背部开始溃烂，散发出一阵阵恶臭”：第四十几天时，“被放、化疗折磨得佝偻着背，像个小老头似的李东进进食出现严重障碍。每当他吞咽食物时，舌头就忽然反弹起来，阻挡住食道”。护士只好“往他的舌头上注射麻药，在舌头僵硬的情况下进食，”这样，每次吃饭对李东进来说成了一种“酷刑”。夜晚，万箭穿心的痛痒，让他呻吟不止，好几次李东进撕心裂肺般地大喊起来，护士只好打针杜冷丁让李东进昏睡过去。

　　“47天，７０千克的好人瘦得只剩下45千克”。看到儿子生不如死，沉默寡言的李东进的老父亲忍不住了，找到主治医生说：“如果迟早是死，是否停止这种下地狱般的治疗”。大夫动了恻隐之心，让李到皮肤科看看。皮肤科的一位老教授认为，“根据李东进的现状，已不能再进行任何形式的放疗了，而且还应停止生物制剂的使用，如果李东进真到了不可救药的晚期，就不必再给他增加痛苦”。从此，“除了中成药外，生物制剂和放、化疗都停止了”。

　　“怪就怪在，一停止放疗，李东进的精神面貌反而改善了许多，原来放疗时人仿佛浑浑噩噩游走于地狱之中”，现在每天竟有几个小时不痛不痒了，以致李东进也有了时间与精力分析自己的病历，翻阅关于癌症的书籍，并发现了许多疑点。在“就是真的死了，也要死得明白”信念的支配下，李东进拿着他的病理组织蜡块和核磁共振片来到上海肿瘤医院。经过该院12名专家认真会诊后，结论为“扁桃体慢性炎症伴有淋巴组织增生”，一位老专家肯定地说：“这绝对不是癌症”。该院邱教授告诉李：“小弟弟，侬（你）亏吃大了，可以说××附院判了侬死刑，而再由我们改判侬无罪”。此后的事，不再赘述。总之，李东进历经２年，打赢了这场官司，安徽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决，××附院支付李东进残疾者生活补助费、继续治疗费等共9.28万元。

　　我们谨慎而忠实地引用这个案例，意在让大家从中认识到放、化疗对一个人的严重伤害，增加一点感性认识，也为下面的论述提供一个具体例证。

　　“想想也是，把自己的全身灌满毒药，只因为身体里有个地方长了个病灶，从常理来推测也是一件低效率的事，我果断地把另一半化疗处方扔了。而我同室的８个病友，全部在按质按量完成了化疗一年内死去。”

　　陆幼青所以出名，也因为他是公开宣布停止化疗的第一人。